【导读】在一个世纪前,在新思与旧学、传统与现代、坚守与开放之间, 张元济这位胸怀“智民之志”并一生身体力行、其事业至今影响国人的知识分子,其所历与声音值得我们重温和倾听。
今年(编者按:2017年)是张元济先生诞辰150周年,也是其投诸毕生心血的商务印书馆成立120周年。当媒体不断出现“张元济”这个名字时,很多人不免发问:张元济是谁?
是的,这个名字对多数人,尤其年轻人而言较为陌生,但这名字背后的分量从未因时光磨损——他是现代小学课本最早的编纂者、是令中国有辞书的人、是在“三千年未有之巨变”中一面引进西学一面整理国故的以教育和出版谋求救国者。
在一个世纪前,在新思与旧学、传统与现代、坚守与开放之间, 这位胸怀“智民之志”并一生身体力行、其事 业至今影响国人的知识分子,其所历与声音值得我们重温和倾听。
1936年6月,蔡元培、胡适、王云五曾为给一个人过生日而联名向学术界发出启事,请大家各就研究心得撰写专论,献给一位“学者与学术界功臣”,作其70岁生日的一点寿礼。
“我们觉得像张先生这样的人,在过去几十年间,不断为社会努力,为学术努力,我们应该有一种敬礼的表示。”
他们在启事中写道:“张先生是富于新思想的旧学家,也是能实践新道德的老绅士,他兼有学者和事业家的特长。他早年就敝屣虚荣,致力文化业,服劳工所不能服的劳,不计成败,不顾毁誉。三十余年如一日,所以能把一个小印刷店提到全国第一个出版社的地位。”
这里的“小印刷店”指商务印书馆,“张先生”就是后来被称为“中国出版第一人”的出版家、教育家、文献学家张元济。
就这样,1937年初,集结当时一批最优秀学者如胡适、蔡元培、王云五、唐钺、张东荪、孟森、马衡、朱希祖等几十篇珍贵论文的纪念论文集印成出版,其内容涵盖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文学艺术等领域,成了20世纪30年代学界的一次集体展示。
在其长达93年的生涯中,张元济当过官、办过学、从过商,历经晚清、和新中国,目睹或参与了戊戌变法以来近代中国的所有重大变迁,见过光绪、孙中山、袁世凯、蒋介石、五位“中国第一号人物”并颇受看重。
1949年,当他受邀来京参加新政协会议,竺可桢、茅以升、梅兰芳、梁思成夫妇、沈钧儒、马叙伦、马寅初、金克木、徐悲鸿、郭沫若等都先后登门看望。
中国传统文人所追求的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他向来只重前二,并在此追求中,走出了一条独一无二、影响深远的出版救国之路。
1946年夏,在学术界那次颇动声势的祝寿活动过去十年后,上海《新闻报》记者拜访张元济,请他就几个问题发表感想。
1898年,是戊戌年。这年的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定国是诏》,决定变法。13日,大臣徐致靖上《密保人才折》,向皇帝破格举荐五人: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黄遵宪、张元济。光绪遂于三日后召见康有为和张元济。
此时,张元济31岁,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任职,光绪平时所读西学新书多由他选购、凑集。与康有为等不同,虽同为维新派,张元济趋新却不激进,倾向于有秩序、少流血的演变。
几年前,他踏入仕途不久就遭甲午战败,受此刺激攻读英文,报考总理衙门章京,并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继而又创设通艺学堂,在年轻官吏、官绅子弟中培植精通外语、学贯中西的人才,期间,与严复开始交往。
“吾辈今日做事但求有益于人,一己之身名可勿爱惜。”张元济不乏血性与勇气,只是比起推动皇帝进行上层变革,他更看重对普通官员的思想启蒙。
在给好友的信里,他说:“今之自强之道,自以兴学为先,科举不改,转移难望。吾辈不操尺寸,惟有以身先之,逢人说法,能醒悟一人,即能救一人。”
变法中,张元济曾上折奏请变官制、废科举、重商权、消满汉界限,“振已废之人心,扶将衰之国运”,但他私下对变法前途并不看好。
他劝康有为不要操之过急,认为时机尚未成熟,在光绪帝废八股后建议他回南方办学堂,“俟风气大开,新进盈廷,人才蔚起,再图出山,则变法之事,不难迎刃而解”,康有为自然不肯听取,认为事情一定要“往前进”。
9月21日,张元济带通艺学堂学子去使馆拜访来华日本前首相、明治维新“总设计师”伊藤博文,伊藤颇含意味地对他们说:“一个国家要变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拜访结束,当他们走出日本使馆,旋即听闻慈禧发动,宣布垂帘听政。
光绪被囚、康梁奔逃、六君子遇难……忙着办学堂的“边缘人物”张元济受到的处分是“革职永不叙用”。李鸿章赏识他能办实事,将他推荐给在上海办南洋公学的盛宣怀,于是,在19世纪的最后一年,张元济离京南下。
晚年,张元济镌有一枚图章,刻着“戊戌党锢孑遗”。彼时,他已是唯一在世的戊戌党人。1898年的风云激荡是他人生早期最重要的节点,而在这年前后,告别传统仕途、前往民间探寻新救亡图强道路的知识分子还有两人颇值一提:清末状元张謇和翰林院编修蔡元培。
南洋公学是今上海交通大学和西安交通大学的前身,创始人盛宣怀是洋务运动重要人物。张元济到上海后,负责主持公学译书院,并短暂代任过总理一职,相当于今天的大学出版社社长和大学校长。
在张元济主持下,短短数年,南洋公学的译书方向从兵书转向以、经济、法律等社科书籍为主,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严复所译的亚当•斯密经典《原富》。
在南洋公学,张元济接触的西方教育理论加上多年实践中的所见所思,使他的教育理念发生巨变。如果说,办通艺学堂时,他热衷于在基层官员里培养推行新政的英才,此时,他的目标已有根本转移。
“国家之全随国民之意想而成。今中国民智过卑,无论如何措施终难骤臻上理……中国号称四万万人,其受教育者度不过四十万人,是才得千万之一耳。”在一封给盛宣怀的信中,他急切地写道:“今设学堂者,动曰造就人才。元济则以为此尚非要,要者在使人能稍稍明白耳。”
他慨叹世界各国已由“力争”转为“智争”,智争之世须集“全国之人之智”,但意识到这点的有几人呢?“嗟乎,大厦将倾,群梦未醒,病者垂毙,方药杂投。”
1902年,张元济应杂志约稿写下《答友人问学堂事书》,这篇文章标志着他教育理念的成熟,在百余年后的今天读来也颇富卓见。
例如,文中提出的教育见解,第一条“勿存培植人才之见”,认为无良无贱,无智无愚,无长无少,无城无乡,都应在教育之列。如果轻视民智,只顾培育精英,结果民众“国之危亡非所问,种之衰灭非所计”,那么虽有善政,行且见恶,办铁路会被认为有碍风水,废书院会被指责绝寒士生路。
第二条“勿标讲求西学之名”,强调学习西方的过程中,要明白各国教育各有独立之道,不可强同,办学“必学为中国人,不学为外国人”“取泰西种种学术,以与吾国之民质、俗尚、教宗、政体相为调剂,扫腐儒之陈说,而振新吾国民之精神。”
把普及教育视为关乎国家前途、民族存亡的关键,并将此重任自觉担负,高等学府南洋公学已不足以张元济施展。1902年,当一家“小印刷店”的创始人夏瑞芳竭诚邀其加入主持编译事务,二人约定“吾辈当以扶助教育为己任”后,张元济向南洋公学辞职。
“科举出身,历任京职。罢官后侨居上海,入教育界。旋入商务印书馆,为商。”在一份1952年的履历表中,张元济这样简述自己的经历。但在1902年,他的选择几乎惊世骇俗。按旧时士农工商的划分,他是从四民之首自发退居四民之末。
南洋公学时期,张元济曾聘蔡元培来校任教,期间二人同住校内,常彻夜长谈。他们都抱持教育救国的理想,只是蔡元培说“我的兴趣,偏于高等教育”,后毕生致力于办大学;张元济说办学“必重普通而不可言专门,必先初级而不可亟高等”,投身出版界。两人主政下的商务印书馆和北京大学被后世誉为中国20世纪学术文化的双子星,奠定了中国近代文化的新格局。
张、蔡二人曾于1917年争聘吴稚晖、汪精卫,从张元济致蔡元培的“抢人”信中,可以看到他投身出版界的动力:“盖出版之事业,可以提携多数国民,似比教育少数英才为尤要。”
从1902年入馆到1926年退休,张元济在商务印书馆的一举一动无不着力于普及国民教育,这包括新式教材的编纂、各类工具书的出版和大力引进西学名著。
编教科书是他入馆伊始的主抓要事。当时清廷试行教育改革、兴新式学堂,市面上却没有新式教材,张元济组织蔡元培、蒋维乔、高梦旦、杜亚泉等一流学者全力编写小学课本,这套《最新教科书》一经出版,迅即“垄断”全国市场。
1904年,当朝廷有意重新启用张元济,他写信辞谢,认为给小学生编课本比在官场空谈更高一筹,“近为商务印书馆编纂小学教科书,颇自谓可尽我国民义务。”
1908年启动、1915年出版的《辞源》首提“辞书”概念,开创中国现代工具书先河。主编陆尔奎认为国无辞书就无文化可言,时代已变,中国人不能只有一本《康熙字典》。张元济设辞典部请其主持,投入全馆1/4的资本并亲自参与编纂,“编辑者数十人,历时七八载。四百万字,三千余页,得此一书,胜他万卷。”《辞源》成书后,陆尔奎积劳成疾,双目失明,从此不复论学。
引进西学、传播新知方面,商务的贡献更是人所皆知。张元济将当时最负盛名的翻译家严复、林纾网罗门下,以《天演论》为代表的“严译八种”和以《茶花女遗事》为代表的林译小说影响极为深远。“高等学术之书,他家不能出的本馆多出。”商务的这一情结与传统,于现在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上仍有鲜明体现。
今天,在位于北京王府井大街的商务印书馆,进门可见墙上挂着两组照片,一组“我们的作者”——胡适、郭沫若、老舍、冰心、冯友兰、钱穆、费孝通、钱钟书、吕叔湘、许国璋等;一组“我们的员工”——陈云、胡愈之、沈雁冰、叶圣陶、郑振铎、周建人、竺可桢、陈翰伯等。
商务印书馆在张元济时期步入辉煌,各方知识分子如滚雪球般陆续汇集,许多人都是后来各领域的顶尖人物。商务的资本也从创办时的3750银元发展到1922年的500万元,成为一个拥有出版社、印刷厂、图书馆、电影厂、玩具厂、幼儿园、学校等系列文教机构的出版帝国。
私人信件中,张元济多次阐述自己的喜新厌旧主义,认为商务发展至此离不开这种主义,即凡有新知识之人,不分年龄、相识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