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1724.4.22-1804.2.12)是德国最伟大的哲学家,以一己之力改变了十八世纪德国哲学的面貌;更重要的是,他为世界哲学史开辟了一个新时代。日本学者安倍能成曾说,康德哲学是蓄水池,之前的哲学都流向他,后来的哲学又从他这里流出。我国著名的康德学者郑昕也留下了一句广为流传的格言:“超过康德,可能有新哲学,掠过康德,只能有坏哲学。”时至今日,康德仍是“活的思想家”,他的理想主义可以看作是应对当今时代平庸化的一剂良药。在2024年——康德诞辰300周年,逝世220周年——澎湃新闻同中国康德学会共同策划,将陆续发布对世界各地资深康德学者的深度访谈,再次挖掘这位哲学家的光辉精神以及对于现今世界的意义。
1999年,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韩水法翻译的康德《实践理性批判》出版,直接被收入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韩水法原本是应商务印书馆邀约,校订关文运先生的旧译本,但后来发现关先生的译文有许多难以校改的问题,如核心术语不一致、表述不准确、句式改动颇大,而且实际上可能主要是依据英译本译出。经协商,他决定重新翻译《实践理性批判》。从本科毕业论文、硕士论文直到博士论文都以康德哲学为题目,韩水法对康德的文本非常熟悉,所以仅用半年时间就完成了翻译工作。他翻译的《实践理性批判》在国内的康德哲学教学与研究中都占有重要位置。除了翻译之外,韩水法还出版了《康德传》《康德物自身学说研究》《批判的形而上学:康德研究文集》等康德研究著作。
自1988年回北大任教以来,韩水法系统地开设了康德哲学课程,从《纯粹理性批判》、“康德实践哲学”、《判断力批判》的研究课,到“康德”以及“德国唯心主义”的专题课。这些研究课程虽然要求很高,但以阅读和研究为宗旨的方式吸引了许多热爱和关切康德哲学的学生和老师。选修过这些课程的学生,不少后来成为了国内康德哲学、哲学和美学等领域的学术中坚力量。
2019年,在《实践理性批判》韩译本出版20年后,中华外国哲学史学会康德哲学专业委员会(简称“中国康德学会”)成立,韩水法任主任。专业委员会的成立,一方面促进国内康德研究更为深入和全面地展开,便于康德研究和教学的经验交流和讨论,另一方面也促进中国康德学界与国际同行的高水平的交流和讨论。
韩水法的研究领域较为广泛,当时他还从事韦伯与社会理论、哲学的研究,近年来他转向了汉语哲学的开创性研究,但康德哲学依然是他的核心领域,同时也是其他方向研究的坚实的基础。谈及中国的康德哲学研究,他无疑也是一位绕不开的学者。因此,在康德诞辰300周年之际,澎湃新闻特此刊发对韩水法的专访。
澎湃新闻:不仅在国内,在国际学界,关于康德的研究论文和著作一般都多于对其他哲学家的研究,这同康德在哲学史上的重要性和系统性有关吗?
韩水法:康德哲学有两个基本特征:一个是系统性,康德哲学成体系地涵盖了当今哲学最重要的领域,包括认识论、形而上学、实践哲学(实际上包括哲学、道德哲学、法哲学和历史哲学等)、美学、科学哲学、宗教哲学,甚至还包括教育哲学。另一个是深刻性,它的思想切中了人类的一些根本关切,比如说“人是什么”,“我能认识什么”——这类问题的内容虽然会随着时代有所变化,但人的性质依然是个问题,而认识的可能性和范围仍旧不确定。面对这样的问题我们依然需要回溯到他的思想那里去。这一点和自然科学不太一样,因为自然科学会以新的知识解释过去,先前的理论已经不再重要。
这样一种系统性与深刻性使得康德成了哲学研究绕不开的一个人物。德国慕尼黑大学教授施太格缪勒在《当代哲学主流》的开头指出,分析哲学、现象学等当代主流都要从康德开始谈起。他认为,这些主流学派都在以不同的方式回应康德,或是接受他探讨哲学的方式,或者是以对康德的批判展开自己的学说——这是一个公认的说法。在国内学界,流行的说法是援引日本学者安倍能成的那个通俗但不太准确的说法:康德哲学有如大江中的一个水库,“康德以前的哲学概皆流向康德,而康德以后的哲学又是从康德这里流出的。”——事实上,一些非主流的哲学与康德或许没有多少关系。
我们还可以举出其他更具体的例子。艾耶尔的《语言、真理与逻辑》是逻辑实证主义的经典文献,它是从批评康德开始的,但其基本概念却是来自康德的分析和综合。牛津日常语言学派代表斯特劳森的《感觉的界限》是专门研究康德的专著,康德成了他建构自己理论的重要思想资源。现在一些前沿的分析哲学家,例如约翰·麦克道威尔、约翰·塞尔、罗伯特·布兰顿等重新研究康德,并由此提出新的问题和看法。
简单来说,我们可以认为康德哲学依旧是活的思想。尽管它所处的科学技术和其他知识背景跟我们今天的不一样,但是他对哲学的基本、结构性的问题的思考在今天看来依然是洞见,有现实的针对性,仿佛他是一个正在工作的哲学家,在切实地思考我们当下面临的大问题。当然,对哲学家的研究可以从很多层面切入,可以做语言学的文本研究,也可以做哲学史的研究。但我自己的研究思路依旧把康德看作一个“活的思想家”,然后去追问:当我们人类面临当前的一些问题时,康德给出了一些什么样的启发?或许康德已经直接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思路,或许康德给出了一些原则性的东西。我们当然不能说康德思考了今天所面临的所有问题,给出了直接有效的路径,也不能说康德所有的思想在今天都是活的。我们只是说,康德的一些基础的、核心的和重要的东西在今天是活的——这些思想的价值正是康德如今仍旧具有如此重大的影响力的原因所在。而不像研究其他思想家时,价值仅仅在于哲学史的,甚或语言学的,谈不到什么现实的理论意义。
澎湃新闻:您曾在康德哲学专业委员会成立的主旨发言中从人工智能的问题出发,援引了很多康德在认识论方面的理论。康德哲学在当代哲学问题的研究中,还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在哪个方面的研究还有空间?
韩水法:康德研究一直是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乃至整个哲学研究中最重要的一个领域。纵观世界上所有的大学,不是每个哲学系都会有黑格尔、海德格尔或尼采学者和课程,例如很多美国大学的哲学系就没有。但它们一般都会有康德学者和康德哲学课程——这基本上成了重要哲学系的一个主要标志。对于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来说,康德和黑格尔曾经是并举的两位哲学家,但上个世纪80年代之后,黑格尔让位于康德,康德逐渐成为最受中国学者关注的哲学家。就国际上的统计数字来说,康德研究的文献也远远多于其他哲学家的专题研究——从这样一个外在的数据,我们就可以看到康德的影响力是很大的。
而从内在的思想史来说,在当代,很多前沿的哲学家都研究康德,前面提到的几位哲学家就是很好的例子。塞尔经常提到和援引康德。虽然塞尔讨论的康德的问题——我也探讨同样的问题,曾经都被看作是“过时”的问题,比如意识和现象的疑难,但是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兴起,我们会发现这些问题依然存在,而且显得更加关键。又譬如,现在西方的哲学有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两大派别,另外还有一些小分支,虽然自由主义早于康德,但现在的自由主义基本上都会接受或遵循康德的某一个原则,虽然不同哲学家遵循的康德的原则不一样,但这更说明康德自身思想的丰富性。
就欧陆哲学而言,海德格尔在许多地方谈到康德,《康德与形而上学疑难》更是直接研究康德的问题,不过,是六经注我式的研究。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差不多三分之二的内容都在讨论康德或与康德有关,其核心概念也多直接来自康德——虽然都是批评,但若无康德的思想,全书也就没有了骨架。伽达默尔的《真理与方法》是现代美学的重要著作,全书二分之一的内容都在讨论和关涉康德的判断力批判以及其他著作的内容。因此,伽达默尔类似于叔本华,都要借着康德的大厦发挥自己的学说。大家似乎也都能说几句康德的理性、启蒙、美学、“人为自然立法”和“人为自由立法”,但仅仅停留于这些概念是不够的,这也激励我们进一步深化与促进康德的研究。
澎湃新闻:那么黑格尔也算是一位集大成者的哲学家吗?他的思想也像康德一样是活的吗?现在英美哲学也会继承讨论黑格尔的哲学,但却是部分采用他的理论,比如把他哲学体系中的绝对精神这个概念撇开。但在康德哲学里好像没有这种情况,并没有说部分采用他的理论。
韩水法:把黑格尔说成是德国古典哲学集大成者的观点来源于苏联马克思主义者的视角,我认为黑格尔不能算是一个集大成者。实际上,黑格尔把康德的思想推向了一个极端,追求纯粹精神的运动,走向了绝对唯心主义,最终建立一个绝对体系。因为以教为奥援,他做到了极致。但康德不追求这样的目标,康德是要解释“我们的普遍必然的知识何以可能”这样的现实问题,始终以经验为基础——这是一种理智的诚实;有些东西不知道就不知道,有些东西是从哪来的,说不清楚就可以不说。而黑格尔想把一切不清楚的东西都放在自己的体系里说清楚,在我看来这是不太可能的。
如果说康德哲学是现代主流哲学体系的渊源,而黑格尔哲学可以说是康德哲学的一个支流,其他支流还有分析哲学、现象学等。后来的分析哲学和黑格尔是没有多少关系的,是直接从康德哲学出发的。如果叔本华是现代哲学的开端的话,他跟黑格尔哲学也没关系,也是直接从康德哲学出发的,尽管他是批评康德的。新康德主义可能跟黑格尔有点关系,伽达默尔应该和康德、黑格尔和海德格尔都有关系。
所以从当代哲学发展的角度看,康德后面有多种发展的可能性,那么黑格尔是集大成者这样一个结论就不成立了,对不对?当然不是说当代西方哲学都是从康德哲学那里出来的,但是它们继续在探讨康德哲学的那些基本问题,并且经常回溯到康德。
澎湃新闻:能否请您从学术史的角度,谈谈康德思想进入中国后经历的几个阶段?每个阶段是否有自己的特点?
韩水法:康德研究基本上与中国现代社会的历史变迁密切相关。清末康德研究的历史,中山大学西学东渐馆有文章讨论——《康德黑格尔哲学东渐记——兼谈贺麟对介绍康德黑格尔哲学的回顾》,北大的杨河老师也写过一篇《康德黑格尔在中国》,对早期康德研究史作了比较详细的研究。遗憾的是,以前一些老先生还在的时候没有去做口述史,他们也没有留下太多回忆文章,不过当时北大与康德有关的教学、课程这些东西,还能查出来,但许多细节不是太清楚。
如果把时期划分为一个大的阶段,这个大阶段又可以分为抗战之前与抗战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两个小阶段。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大概到改革开放或者再晚一点到80年代之前,又是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当然主要以批评康德为主,正面肯定康德哲学的意见不占主流。虽然西方的康德研究文献有一些被翻译了过来,但主要受苏联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苏联后期的文献对康德出现了一些肯定的评价,这对我国的康德研究也产生了影响。
如果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到现在算一个大阶段的话,又可以分为两个小阶段。第一个阶段从改革开放之初到1980年代后期,总体上与人文社会科学界的变迁同步,这是中国现代学术命运转折的一个标志时期。
1981年国际黑格尔联合会在德国斯图加特举办黑格尔大会。这一年正好是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出版200周年,黑格尔逝世150周年,大会的主题直接就是“康德还是黑格尔”(Kant oder Hegel?)。大会文集后来由迪特·亨利希(Dieter Henrich)编辑出版,题目也就是大会的主题。当时,整个世界正在发生巨大的转变,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最重要的现象。这个问题被中国敏感的学者引入了汉语学界,兴起了“要康德还是要黑格尔”的争论。后来,人们以讹传讹,说这是李泽厚首先提出来的问题。不过,自80年代中叶之后对康德正面评价逐渐成为主流,是一个大的趋势。李泽厚的康德研究强调主体性和启蒙,与改革开放精神相呼应,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其实,在当时的德国哲学研究领域一些重要学者原本是倾向于康德,只不过受形势的影响难以发声,而李泽厚的研究很受惠于这些学者的观念和学养。
我自己的本科论文和硕士论文写的都是康。